自然条件对甘肃的历史影响

一、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整个物质世界运动发展过程的一部分。人类生活，包括人类自身的生存繁衍，以及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活动，都离不开一定的地域、阳光、空气、温度、雨量、土壤、河流、动植物资源等等客观条件。人类是自然环境的产物，是依赖自然环境而存在的。

自然环境不仅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必需的物质，而且熏陶、锻炼人类的意志和品质，为人类智能的开发和进化，构设着壮阔的场景。因为人类和动物界最大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人类并非单纯、被动地适应自然环境，而是能不断探索自然规律，努力去利用环境，改造并支配环境。从消极地享受大自然的恩赐，到有目的地劳动生产，创造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人类沿着智能化与社会化的途径，跨进文明时代。人类学会制作和使用石质、木质、骨质、陶质乃至金属质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并不断改进它们，提高它们的功效；人类从栖居于崖洞岩穴，进化到建筑房舍；从采集植物果实，掘取块茎，进化到垦土播种的农耕生产；从猎杀走兽，捕捉鱼禽，进化到饲养牲畜。归结起来，都是在适应环境进而改造环境。与此相应，人类自身也在经历演变：不仅确定了直立形态，完成了上肢与下肢的分化，而且双手越来越灵活，大脑越来越发达，语言越来越完善，谋生技能越来越精巧，种族群体越来越繁衍，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

人类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己，形成了人类特有的文化；又凭借这日益进步的文化，继续对环境作新的开发和利用。人类的存在与发展，其实就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和谐无间的过程；人与人的关系即人类的社会性，也是在上述过程中建立起来并为这个过程所制导的。人类就是这样书写着自己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只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连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①

一个人类群体在某一地域是否能够生存，生存的质量如何，群体繁衍的规模和速度，都受那个地域物质和能量供应的支配。换句话说，作为生态循环物质形式的环境，其状态和变化，都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比如说一个地区气候的持续变冷，许多植物便会消失，一些食草动物趋于灭亡，部分食肉动物种群将随之衰减或者迁徙。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该地区的人类群体的采集和狩猎，就要面临困境；即使已经发展到农业和畜牧业阶段，其生产也会遭到严重威胁，使人们陷入食物匮乏的境地。食物来源的减少，势必引起人们行为的改变。人们被迫要调整谋生方式，变更食物结构，寻找新的食物来源，改进或发明新的生产工具；如果食物短缺情况十分严重的话，人们还可能离弃故土，到他处去选择新的居地。总之，环境决定着人类的命运。

即使自然条件没有发生突然变化，一个具体环境内所能提供的食物量即其“供养力”，也是有限度的，生存于其中的人类群体的规模，要受这种供养力的制约，人们的生活模式，也会因供养力的不同而变异。反过来说，人们也可以通过增强自身能力、优化社会结构、提高生产技术等手段，发掘环境的潜能量，增多食物来源，扩大供养力。不过，这种进取性和能动性，只有在环境所允许的范围内，只有在不违背生态循环系统的前提下，才是有效的。

环境对人类的影响，还表现在群体与群体的关系上。一方面，如果两个群体所处地域的生态系统不同，各自的生存方式不同，创造的财富也便不同，这样，彼此的产品便具互补性，能满足相互需要的产品交换，便会在群体间发展起来，从而密切着群体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地域环境差别所形成的不同生活模式，有时也会导致群体间的宗教信仰、社会习俗等领域的差异和冲突。尤其是当区域内生态系统有限的“供养力”已严重遏制着群体的繁衍时，群体必然向外扩展，而扩展到一定程度，就要会威胁、侵犯相邻群体的利益，群体间便会频频出现矛盾纠纷，乃至发生战争。

正因为自然条件对人类群体生存和发展的影响如此之大，所以古人非常注重对居住环境的生态保护。《诗经·大雅·公刘》被视为周民族早期的一篇诗史，它描述了周之先祖公刘率领部族由“戎狄之间”（今甘肃庆城县北部）迁往豳地（今甘肃宁县、陕西旬邑一带）的情景。诗中用大量篇幅记叙对居地的选择：“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要眺望原野的开阔度及丘陵的高低，要考察泉源的多少与泉水的流向，要测量山坡的向阳面、背阴面和晚照的长短，要计算可耕地面积并估量农作物的收获，要权衡塬涧的距离和涧的宽度，总之要观察、分析、判断该地区是否适于部族生存，是否能容纳族体的生息繁衍。此诗生动地反映了先民对生态环境巨大现实意义的认识。至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古文献中记载更多。据《周礼》、《左传》、《礼记》等书可知，先秦时期政府对山陵、川原、森林、河流、湖泊、沼泽、浅海等不同区域，都设专职官员守护、管理，对树木的斫伐、灌丛的焚烧、果实的采集、走兽的猎杀、禽鸟的网取、鱼鳖的捕捞、卵类的拣拾、食盐的晒煮等等，在时间和数量上都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这样才不至于严重破坏生态循环系统的平衡，才能保持食物来源的持续性。

成书于西汉前期的《淮南子·主术训》，对合理利用并积极保护生态环境，有一段具体而全面的表述：

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麛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罝罦不得布于野；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溪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鷇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有所以致之也。

这是人们适应环境、改造环境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古人早已深切地认识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同生态环境融为一体的，只有顺从大自然的规律，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万物才能盎然，人类自身也才能康泰。

二、自然环境对甘肃古文化的滋育

甘肃境域是我国三大高原的交汇地带，山地起伏，岭塬绵延，深谷纵横，塬虽高而少见阻断，峰虽叠却有路可通。而且，省境东毗关中，西接中亚，北临蒙古草原，南连巴山蜀水，长达千余公里的河西走廊横贯其西，在陇东、陇南和走廊西部，均天然存在着多条通联外域的孔道。甘肃地理特点，对于甘肃古文化的孕生及后来的历史发展，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

在人类成长的幼年期，甘肃地区不仅是原始人种的迁徙通道，也是不同经济结构文化圈的切合部。甘肃泾渭流域发现的古人类化石系蒙古人种，与内蒙古河套人、北京山顶洞人等同源；出土的大量旧石器类型样式及制作方法，也基本上都属于同一体系。这表明远古时代甘肃东部的自然环境适宜于早期人类的生存繁衍，而且并不十分封闭，在旧石器时代即已存在境内外的族群流动。演进至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牧猎文化，在省内不同地域的不同生态环境中各自发展，并相互影响，形成多种经济形式并存互补的局面。大致属于农业文化圈的甘肃东部，同农业高度发达的关中地区关系紧密，在文明时代成为连接甘肃与中原王朝的牢固纽带。大自然神工造就的河西走廊，更与华夏文明血肉相连，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陆通道。它是玉石之路、丝绸之路、佛教东传之路，更是历代王朝加强西北边防、巩固多民族大家庭的国运之路。它所承负的历史重任，使甘肃地区在中国版图上长期居于特殊而显要的地位。

复杂特异的地理形势，种属纷繁的土壤植被，地区差别巨大的气候水文，为甘肃塑造了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不同的地域类型，发育着许多各具特色的生态环境，使古代人类有了多样化的活动领域。

从经济价值方面说，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是并存的，如祁连山地，它是青藏高原东北方向隆起的最大边缘山系，阻挡了印度洋北上的温暖气流，高耸而寒冷、不适于人类群体的生存；但祁连山脉面迎东亚季风，年降水量相对较大，其雪峰、冰川的融水，是甘肃省内陆河的主要水源，河西地区繁盛的农业和畜牧业，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祁连山。又如黄土高原，太阳辐射极其强烈，加重了干旱的威胁；但阳光辐射同时也蕴藏着光能潜力，足量的优质光有利于农作物蛋白质含量的提高和糖分的积累，这又正是人类生活所需要的。再如陇南山地，群山绵延，坡陡沟深，可耕地面积相当有限；但该区位处长江流域，气候相对温暖湿润，降水较为充沛，且河流密布，形成许多规模不大却水土肥美的河谷川原，农畜并宜。

多样化的生态环境，为古代人类群体提供了丰富的可选择性生存资源，这是甘肃境内早期人类活动遗迹有较多发现、考古学文化类型异彩纷呈的重要原因。

远古时代甘肃地区的自然条件几经沧桑，但我们最关注的是离我们最近的新生代第四纪（约始于300万年前）时的情况，因为人类就是在这一地质时期出现的。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也是包括甘肃在内的全球自然界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的时期。有一些变化，对甘肃自然条件某些特征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如地球史上第四次大规模冰川活动，气候明显变冷；喜马拉雅剧烈构造运动，加快了青藏高原的隆升；强劲季风的持续搬运，形成了巨大而深厚的黄土高原等。地理形势和气候诸方面的变异，必然导致植被面貌的改观和生物群的演化。但第四纪时的甘肃仍是我国北方哺乳动物的重要分布区，尤其是甘肃东部。

第四纪早期也即早更新世，陇东地区属温带干旱草原气候，黄土层已普遍存在；陇南地区属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都比较适宜于哺乳类动物的生长。从发现的动物化石来看，气候转冷后虽然南方类型的古老种属已大部灭绝，但还残留着一些第三纪的属种，如剑齿虎、爪兽、长鼻三趾马等；又新出现了一些其他地区较为少见的属种，如桑氏鬣狗、三门马、步氏大角鹿、山西轴鹿、中国羚羊、古中华野牛等；而许多现代属种如象、马、犬、熊、羚羊、羊、牛等，则已大量存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和政县所出动物化石中，有一件猴子的下颌骨，这是我国西北地区灵长类化石的首次发现。

中更新世时代，甘肃地区气候进一步干冷，但在间冰期气候向温暖湿润回转，动物地理区划大体保持了以前的格局，甚至不少南方动物曾迁徙至此，如在河西走廊发现过诺氏古菱齿象化石。陇南地区出土的哺乳类化石同南方动物群属更为接近，南方中更新世典型动物之一的东方剑齿象，在陇南地区发现有10余处化石点。陇南地区和兰州地区也有许多古菱齿象的化石点被发现。这都表明中更新世的某个时段内，甘肃东部和中部曾出现过亚热带型气候，雨量充沛，温度适中，森林遍布，河流宽缓，非常适宜古象的生存。这种生态环境，也同样适宜于早期人类的栖居。

早在1920年，法国神甫、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就曾在华池县更新世地层中发现过旧石器，那是我国旧石器文化遗存信息的首次问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又在泾川县太平乡的中更新世地层中，发现了一处基本上可以确认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出土了不少打制石器。遗址位处塬顶断崖间，十分隐蔽。陇东和陇中正在发育着的黄土地貌，以及穿插其间的梁峁与沟涧，黄河及其一级支流洮河、湟水、渭河、大夏河、清水河和二级支流泾河、马莲河、葫芦河、耤河等河流沿岸发育的多级台地，对于以采集和渔猎为生而群体规模不大的早期人类来说，是较为有利的活动地域。

晚更新世时代，我国北方气候冷暖变换幅率更加明显和频繁。在经历了4个冰川期和3个间冰期之后，广泛存在冰川和冰川周缘的沉积。动植物为适应自然界的巨变而加快了发展演化。甘肃地区由于具有高海拔特征，气候变化的总趋向是越来越寒冷、干燥。这一时期省境发现的脊椎动物化石点，分布范围比以前广泛，东起泾河流域，西到肃北霍勒扎德盖，南至徽县盆地，北达民勤县境，大致在六盘山两侧的黄土高原范围内，到处都有发现，至少有四五十处。而且，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具有西北特色的河套大角鹿动物群和野马动物群。动植物化石表明，当时甘肃北部一些地区，已经是荒漠草原，而南部还保持有茂密的森林，东部和中部则已是以草原为主而夹有森林草原型的景观。和脊椎动物化石点分布较广的情况相一致，这一时期甘肃古人类的活动踪迹也在进一步扩展。许多脊椎动物化石点发现人类的遗存，显示那些区域已经成为早期人类的栖居地。

在泾川县泾明乡的牛角沟，不仅发现了打制石器，而且发现了晚更新世地质时代一件完整的人类头盖骨。这是甘肃境内古人类化石的首次发现，是陇原大地滋育早期人类生存发展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

环县虎洞乡刘家岔遗址，是甘肃迄今发现的最大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石器类型多为用于分解动物的切割器和刮削器，而同时出土的动物化石中以披毛犀数量最多，有些是幼年个体。披毛犀很可能是刘家岔人狩猎的主要对象。当时陇东大部分地区是稀树草原型环境，气候寒冷却比较湿润，塬面地形已为冲沟切割，塬上有宽阔的草场，而沟谷洼地则形成浅湖沼泽，耐寒并以草食为主的脊椎动物如披毛犀，到处可见。它们既为刘家岔人提供了丰富的肉食，又提供了御寒的毛皮。同地还发现了一柄鹿角做的鹤嘴锄，这种在新石器时代广泛用于原始农业的工具，此时的功用大约是挖取某些植物的可食用块茎根实。对于疏松的黄土来说，它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这表明，陇东地区早期人类在从事狩猎活动的同时，也在从事着采集业。刘家岔早期人类遗址的栖居之处，并不像后来新石器时代的人类群体那样，喜择河岸台地或近水的山坡，而是选在高塬深沟之中。这显然也是陇东特殊的自然环境使然，塬崖之下，幽涧之坳，既能躲避猛兽的侵害，又可减少严寒与风沙的侵袭。

第四纪的最后阶段，即距今1万年左右的全新世，冰期结束，全球气候转暖。在以后的几千年间，尽管仍多次出现过冷暖波动，但幅度并不太大，气候总的来说朝温暖湿润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距今8000年～4000年这个时段，被称作“全新世大暖期”。对人类来说，这是气候最适宜的一个阶段，人类文明由此进入快速而持续的发展期。缓慢延存了约2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结束，以陶器的发明和农业、畜牧业出现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开始。

甘肃西部山地冰川后退，雪线上移，河流水量增大，下游能够形成湖泊和绿洲，出现小片灌丛和林地，荒漠景观发生变化，生态环境已渐适于人类居住。而东部的情况更为优越，年平均气温估计约8℃～10℃，年降水量估计在500毫米～600毫米之间，地表土壤肥沃，植被茂密，河流湖泊众多，水量充足，高原、山地和沟谷也都有森林生长，出现了大量喜暖动物，人类生活群落也已有更广泛的分布。平坦而疏松的黄土堆积面，以及水土肥美的河谷川原，极有利于锄耕农业的发育，许多古文化遗址中发现有数量可观的窖藏粮食，显示了种植业的发达；草原广阔、水草茂盛的植被条件，又使畜牧业和饲养业具备了经营优势，墓葬中盛行随葬猪、羊、狗等家畜的习俗，即是很好的说明。

上限距今将近8000年的大地湾文化，就是在这种环境中繁荣起来的。据古植物孢粉分析，当时大地湾一带植被为落叶阔叶乔木，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出土动物化石的种属中，不仅有红白鼯鼠、苏门犀、苏门羚羊等亚热带地区的动物，还有猕猴、熊、虎、豹、象等。除了大地湾遗址外，在泾河、渭河、西汉水流域的许多河谷阶地上，都可以找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许多遗存已表现为规模较大的聚落。今天水市西部渭河支流耤河北岸的师赵村和南岸的西山坪村两处遗址，时代属全新世中期。遗址的植被孢粉分析显示，草本植物花粉占据绝对优势。在遗存后期层面中，禾本植物花粉含量明显上升。这反映出该地区的史前居民已有较为发达的种植业。

大约距今4000年左右，又出现了一次对甘肃地区生态环境影响巨大的寒冷期。但甘肃境内的古文化群体还是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在适应寒冷环境的前提下，继续向前发展。在大地湾文化之后，历经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繁荣，最后演变为一系列地域性的青铜文化。

三、自然环境对甘肃社会进步的制约

客观地分析、评价自然环境对甘肃历史发展的影响，在充分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其制约社会进步的消极作用。

地形、地貌及所处纬度等复杂的自然因素，导致甘肃地理环境总体说来不够理想，适宜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地带比较分散，且范围都不太大。在人类成长的早期，人们从依赖采集、狩猎为生向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业过渡的阶段，在群体成员数量尚少而易采资源比较丰富的情况下，范围较小的生态环境足以维持群体生活的需要。而且，相对艰苦的生态条件更能激发人类的生命力。正如英国着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论述过的那样，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挑战和反应产生的结果，人类最早的文明都出现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①人们在适应、改造艰苦环境的斗争中，不仅提高了技能，发展了生产力，也增强了智慧，磨炼了意志和品质。这也正是上古时期甘肃先民所具备的优势。

然而，同样的地理环境在不同时代所起的作用却全然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农业、畜牧业以及家庭手工业逐渐成熟之后，人口迅速繁衍，消费和交换的需求日益增长，小生态环境内有限的能量资源就会越来越紧张，经济进化的步伐随之放慢。此时，自然条件中那些不利因素，诸如海拔高、山地多、气温低、降水量少、可耕地面积狭小、塬面易被冲割、水土流失严重等等，将日益强烈地突现出来。尤其在气候出现较大变化的背景下，原来的生活模式难以为继。一些先进的、强大的族体被迫向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转移，原有的群体聚落或者消失，或者走向衰落，社会演化进程必然趋于滞缓。这是在中原地区已经进入文明期之后，甘肃未能形成导致国家产生的大文化的重要原因。

距今4000年左右地球上出现过一次持续了约200年的低温期。①这个“新冰期”导致甘肃地区生态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推测年平均气温下降约3℃～4℃，地带性森林南离或下移，植物群中耐寒耐旱品种剧增，大部分高原被草原和荒漠草原占据，古土壤发育停滞，西北方的风沙再度活跃，高山地带冰川向前推进，湖泊水位下降，降水量明显减少，喜暖动物如苏门犀、苏门羚等连同熊、虎、豹、鹿等一起消失。甘肃东部地区，在全新世温暖期发育起来的锄耕农业，因这次新冰期的到来而受到严重摧残。那时黄土疏壤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粟类，而粟类作物对气候变化相当敏感。持续的气温下降和雨量减少，使粟类作物只能在水位较高的低平河谷种植，这显然难以满足已经习惯于依赖粟类的众多人口的需要。

新冰期延续了近200年，以粟类种植为支柱的锄耕农业所必需的雨量与温度条件逐渐丧失，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形态趋于萎缩。分布面十分广阔、农业曾经相当繁荣而且已进入青铜时代的齐家文化，就是在这种生态环境大变异的情况下衰落的。伴随齐家文化的衰落，甘肃境内兴起了一些规模较小、来源复杂的地域性文化，如四坝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等，它们各自独立发展，但却有较大共性，组成了甘肃地区原始社会后期青铜文化多元结构的格局。这些地域性青铜文化，大都属于以养羊业为中心的游牧经济，至后期才渐向农业、畜牧业并重的形态发展。它们应当是史前人类群体适应新生态环境的产物。②

这种以游牧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地域性文化，其生产性质和聚落规模，都决定了其社会发展的落后性；经济形态所含较强的共性，抑制了群体间的产品交换，而地理条件又加重了各自相对封闭的状态。这一切都导致这些分散的青铜文化未能相互融合、促进，最终形成一个具有核心性和开拓性的主流文化。它们普遍显示出社会机制滞缓乃至倒退的迹象。制陶业显着衰落，青铜制品量少形简，工艺粗糙，且多为小件器物、武器和装饰品，不见大型容器，未能明显超越齐家文化已经达到的青铜业发展水平。随葬品也简单、贫乏，反映出物质生活的相对低下。

人口减少，聚落缩小，经济形态退化，这都必然影响社会组织结构的演变，在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上方能孕育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失却了构建成长的土壤，以城市机制为中心的国家形态也就不可能产生。已经接近文明大门的历史脚步，忽然停了下来。而此时的中原地区，却正在完成着一次划时代的飞跃。在繁荣的农业经济哺育下早已形成的、分别以泰山和华山为中心的两大文化区，在经历了长时期的交往、碰撞、融会、同化之后，终于形成了国家，出现了我国文明时代的第一个王朝——夏。甘肃地区的社会发展，由此和中原地区拉开了差距。可以说，生态环境的恶化与地理条件的局限，使甘肃地区在全新世昌盛起来的新石器文化，未能与华夏文明中心形成的壮阔旋律相呼应，而被时代的车轮远远甩在了后面。

甘肃的自然环境除了造成华夏文明形成期甘肃历史演进同中原地区脱节之外，还导致省境东部与西部发展的严重失衡。

晚近地质时期的喜马拉雅构造运动，使甘肃西部地势持续抬升，海拔普遍较高。祁连山地、阿尔金山地、北山山地高耸而寒冷，其它地区则多为沙漠戈壁，贫瘠而干旱。即使在第四纪的间冰期气候略呈温和时，高山、戈壁及荒漠型植被状态，也都不适宜人类生存。河西走廊内虽零星散布有小片绿洲，但其面积和稳定性都不足以支撑人类群落的繁衍发展。所以，在甘肃西部很难找到早期人类活动的踪迹。晚至新石器时代后期，西部的一些内陆河流域才开始出现游牧文化群体，但其社会始终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

而甘肃东部情况则全然不同。陇东黄土高原上南北走向的六盘山、陇山山系，使夏季季风带来的雨量更多地降在陇山东侧，在冬季它又遏阻了西伯利亚冷空气东进的势头，这样便在陇东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对温暖湿润的小气候区。黄土层壤面疏松，肥力较好，植被茂密，脊椎动物群活跃，河流阶地发育完善，而且塬高涧深，地形多样。这种种因素都有利于早期人类的生存发展，甘肃旧石器文化遗存绝大多数发现在陇东并非偶然。

陇南地区虽多山地，但位处我国阶梯地形的过渡带，属长江流域，水系较密，纬度偏南，降水量比较充沛。区内山地、丘陵、河谷、盆地错落相间，森林广布，植被条件优越，所以，虽无大规模的连片耕地作为主流性大文化的活动舞台，却到处散布有宜农宜畜的小气候环境，其河谷阶地一直是新石器时代多种文化类型群落的分布区域。陇南地区后来成为众多民族交接错居之处，缘由也在此。

甘肃东部与西部发展的不平衡，除了生态环境方面的因素外，也和各自的地理位置有关。甘肃东部北与宁夏回族自治区邻接，东与陕西省交界，南同四川省接壤，虽有陇山、秦岭、岷山的一些支脉阻隔，但山间河谷通道甚多，很早以前就存在和宁夏、关中、汉中以及巴蜀地区的联系，是最有条件率先接受中原文化、草原文化、巴蜀文化乃至楚文化影响的地域。尤其是同关中地区的联系，对甘肃东部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关中地区既是商文化西传的主渠道，又是周文化的大本营，甘肃东部就是因为深受商、周文化的影响，所以才被较早纳入华夏文明总体系之中的。这里不仅和关中地区同属农耕文化圈，而且出现了一批臣属于中原王朝的小方国，它们开拓、繁荣了甘肃东部的经济，并培育了对华夏文明的向心力，成为在文化上、精神上和行政关系上，把我国西部地区同中原王朝连接起来的桥梁。而甘肃西境的地理邻接区则多为沙漠荒原，只在生态环境较好的地段，活跃着一些牧猎部族。当中原文化已开始主导甘肃东部社会发展的时候，甘肃西境相邻地区却不存在一种先进文化能对周边发生引领性影响。甘肃西部的地域性青铜文化长期处于分散的游牧状态，直到西汉才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上述种种因素决定了甘肃的历史地位。在史前期，它不可能成为具有强大凝聚力的诸种文化融会的中心区域，不可能经过军事民主制阶段的部族组合形成部落联盟；在文明时代，它不可能成为经济上举足轻重、文化上影响巨大的政区，而始终被视作民族复杂、各方面发展滞缓的僻远地带。在封建社会中期以后我国政治、经济重心逐渐东移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历代王朝很重视甘肃，那主要不是由于甘肃的经济、文化占据多么重要的地位，而是基于国家利益攸关的一些特殊需要。比如说，甘肃位处西北中心，军事上具有控制西北防务的战略意义，于是在甘肃境内修长城、筑塞障、设烽燧、兴屯田。甘肃是诸多民族聚居之地，又和我国西部三大民族省域内蒙古、新疆、西藏邻接或靠近，在甘肃建立的民族事务机构以及所推行的民族政策，对于稳定全国民族关系大局，保持西部社会稳定，至关重要。甘肃河西走廊，是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天然渠道，它不仅肩负着中外物资交流的商业任务，也是中国政府加强同西域各国的联系、传递外交信息的国际通途。此外，甘肃的畜牧业向来发达，许多地区水足草美，是优良的牧场，可以辟建大规模繁殖马匹的基地；古代马匹是“甲兵之本，国之大用”，从西周到清代，甘肃地区一直保持着为国家育马、供马的传统。沿袭日久，便形成了一种历史定位，甘肃地区的发展，也便被局限于这种定位的格式之中。它们既是甘肃可引以为自豪的特色，又是甘肃经济、文化难以和全国同步发展的根源。不得不说，长期以来，这种局面把甘肃置于一种地位特殊但却相对落后的境界。这种局面当然不是人为的设计，实乃王朝政体下的现实需要，而归根结底还是由甘肃的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所决定的。